他在博士阶段就挑战主流，鲜明地提出了21世纪教育学文化转向的学术主张，开启了新时期中国教育学研究的文化路径。

他在21世纪伊始就预见中国正在向后现代知识型转型，显著推进了中国教育学界有关知识与教育关系的研究，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提供了重要学术指引。这一预见比联合国第三份教育报告的反思早了十余年。

他将“教育与人生的关系”视为教育哲学的核心问题，扩展了中国教育哲学的话语空间，对21世纪中国教育哲学的发展起到了引领性作用。

他大力提倡价值观教育，指出价值观教育是完整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前我国各级各类教育的一块短板。

从小学课堂到大学讲坛，

从乡村教师到教育学家，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石中英教授，立心教育矢志不悔。

石中英，教育学家，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教学和研究领域为教育基本理论与教育哲学、基础教育、教育改革、高等教育哲学等。在党的教育方针研究、教育认识论研究、教育价值论和价值观教育研究、教育改革研究等领域承担多项国家和省部级科研课题，出版《教育学的文化性格》《知识转型与教育改革》《教育哲学》《穿越教育概念的丛林》等专著，多次为北京市、教育部和国家有关教育政策制定、评估提供专业咨询意见。

1885年，法国东南边境的小镇蒙顿，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在这一年完成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四卷的写作，震荡欧洲。直到今天，此书的中译本已多达几十个。而其中之一，在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中的某层书架上，等待着注定要将它拿起并被它深深改变的青年。

如果把这次相遇看作著名教育学家、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石中英人生轨迹中的一个节点，这个时刻恰巧处在他从农村来到城市，以小学教师的身份考上大学，从一线教学开始接触教育学术研究的人生转折点。在这之前，家庭、出身、经历甚至所有过往如纱幔般欲遮欲掩地蒙在他的心头，陷入青春的困惑；而这之后，尼采的文字和智慧给这位农村家庭长子内心世界的震撼，像一场成长的仪式，标志着他内在自我真正觉醒和独立。

如果我们从石中英成果斐然的学术人生溯游而上追溯前因，也许能理解尼采给予他的启蒙是如何改变和影响他的人生以及学术志向。

城市户口、分配工作、人民助学金、每月30斤全国通用粮票，在1982年的中国，这些对农村家庭的孩子有着极大的吸引力。所以，当年15岁的石中英去安徽寿县师范学校读中师并没有太多纠结。并且当时师范类和其他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录取分数远高于普通高中，“综合考虑，这可能是一个农村家庭的长子初中毕业以后最好的选择。”

1985年9月，在安徽省寿县三关小学一间“蛤蟆跳井”（“蛤蟆跳井”是安徽寿县当地的方言，形容那些屋里地面低于屋外地面的房子）的教室里，20多个孩子望眼欲穿地等待他们的新班主任。听说这是建校以来第一位分配到这里的师范毕业生，学生们似乎对“中师生”的好奇远多于对知识的渴望。他们眼中的天真和纯净也反映在了第一次登上讲台的石中英眼中，好奇、期待、紧张、憧憬，在老师和学生的目光交流中传递。

那时的乡村学校校舍条件很差，教室的地面坑洼不平，上课时，学生的课桌一不小心就翻倒在地，极大地影响课堂教学秩序，也给学生的安全带来隐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初为人师的石中英发动学生从各家带来麦壳，与从野地里挖来的泥土混合，在早春时节和成泥，和孩子们一起把教室的地填得平平整整。石中英至今还记得一开始同学们都怕冷，不愿意脱下鞋袜去和泥，只好自己带头，然后几位男生女生才卷起裤腿、陆续加入。施工完成之后，望着“全校地面最平的教室”，师生的心中都有一种骄傲自得的成就感。

石中英在三关小学主教语文，同时还担任思想品德、体育、音乐和书法课，几乎是一个全科教师。他组建了学校第一支少先队，担任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开展孩子们的思想意识、理想信念和组织教育。夕阳西下，晚鸦归巢，放学后空空的校园安静得孤独，这是石中英独处的时间。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少年，早就学会了如何与这缄默的大地相处。除了备课、上课、批改作业和自主的阅读外，年轻的乡村教师在这独处的时间里一直在对熟悉而又陌生的乡村生活进行观察和思考。他发现农村婚丧嫁娶的份子钱太重，村民也牢骚满腹，所以当他收到村干部嫁女的请柬后并没有赴宴，取而代之的是一封劝勉信，希望村干部带头移风易俗。劝勉信自然不能撼动这千百年习俗的分毫，“格格不入的年轻老师”却成了全村的笑话。即使如此，石中英还是把他对当时农村社会问题的思考通过“人民来信”的方式反应给政府和媒体部门。显然，作为小学教师的他改变不了什么；但也显然，石中英的所思所想已超出了一名小学教师的职责。为了心中的那份理想，他决定要在教学之余自学考大学。

1987年6月，石中英和他带的学生们一起从三关小学毕业了。班级同学中80%以上都升入了镇上初中，在全镇小学教育中引起了轰动。他自己也于7月份参加了高考，并顺利考入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系，成为一名大学生。

“从农村到城市，对于一个来自社会底层的年轻人来说，最大的挑战是自己思想上的，身边很多城市同学谈论的内容是我这个小学老师不知道的。”曾经的孤独感跟着他从安静的小学校园来到了热闹的象牙塔。在热闹的大学中，他倾注了更多心力在文化阅读和专业学习上。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大学，存在主义哲学家很受大学生们欢迎。也正因如此，石中英得以和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在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偶遇，使他获得了一次精神上的洗礼。他说， “我原以为尼采提出的‘超人’属于社会精英，他们道德高尚，能力超群，凌驾众人之上。但是我后来发现尼采的‘超人’哲学实际是要教导每个人要克服自己心里阴柔、自卑的部分，召唤每个人自己成为超人，让超人成为我们内在的自我。”尼采“用榔头写下”的著述在石中英的思想中引发了巨大的回响，如炽热的阳光一下子驱散他心中所有消极和自卑的情绪：“真的是拥有了一种自由精神，独立人格。”

之后，石中英变得积极活跃，他内在的自我苏醒了。课堂上他认真学习，积极参加课堂讨论，勇于提出自己的问题和观点。课后他常常泡在系里的资料室和学校的图书馆，阅读了大量教育学以及相关学科的名著。受陶行知先生精神的感召，他牵头组建了学生社团陶行知研究会，去陶行知先生的故乡进行教育调查，举办“大哉陶子”的学术讲座，宣传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有一年端午节，他动员一帮同学到长江边祭奠屈原，面对涛涛江水高声诵读自己为屈子撰写的祭文，表达对先贤的无限敬仰和青春少年的万丈豪情。

两年小学教师的经历不仅是他与教育结缘的起点，也让他比其他同学对教育专业知识的理解更为透彻，而教育实践更成为他在日后教学和科研中积极倡导的必要环节。多年以后，在落实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国家试点学院的项目中，时任教育学部部长的石中英主张在教育本科人才培养模式中，建立四年一贯的见习实习制度，每个学期设立不同的见习或实习目标与任务，层层递进，使教育学专业的本科生更早介入教育实践，让理论学习和实践学习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实际证明，这种见习实习制度对培养学生的教育情怀和专业意识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该项目也因此获得了国家高等教育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好学深思是石中英的一个特点。大学期间，石中英就已经在老师的指导下在《高等教育研究》等高水平期刊发表文章。本科毕业后，立志走教育学术道路的他北上求学，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师从教育学大家黄济先生，完成了硕士和博士学业。黄济先生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学家，解放后我国教育哲学学科的主要奠基人，他传奇的人生经历、深厚的学养和为人为师的君子风范深深影响了石中英。

北京师范大学13楼四人一间的研究生宿舍，石中英和室友还在睡觉。前一天北京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此时什么都比不上温暖的被窝。可酣睡被敲门声打断。

“谁呀！这么早敲门，烦不烦！”一个同学嚷道。

门外的老先生搭腔：“我是黄济，请问这是不是中英同志的宿舍？”

一听是70多岁的黄先生，几个学生腾地都起来了。石中英披上衣服连忙开门把黄先生迎进来：“黄老师好！您有什么指示，这么早有事吗？”

“我来看看你的褥子厚不厚。北京下雪了，你们南方人适不适应北方的气候？”黄济缓声说，“你师母给你备了一床厚的褥子，你要不要去取来？”

1991年的第一场雪，石中英硕士一年级，他度过了人生中最温暖的冬天。

这种流露着人文关怀的温暖不仅流淌在师生情谊间，无形中也在影响石中英对教育和教育学的研究。石中英后来在教学和研究中也反复提到，师生关系具有文化性，不存在普遍性或标准的师生关系。中国的师生关系超越学术上的指导和共同研究的关系，有更加广泛的道德和人生意义。

教育学的性质是什么？这是教育学科的一个基本问题。当时的教育学界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教育学是一门科学。为此，前辈学者们努力让教育学走上完全科学化的道路。

“科学化的道路会毁掉教育学，使得教育学失去灵魂。”在石中英看来，科学的目的是求真，但在教育研究中，什么是“真的”与什么是“好的”密不可分。教育学不能像实证科学那样在研究过程中完全排除价值问题，而价值跟文化有着密切关系，不同文化体系有不同教育学理论。“我认为教育学最核心的部分还是在价值和文化的部分，而不是在事实和数据的部分。”面对当时主流的教育学科信念，石中英的博士论文《论教育学的文化性格》，让整个教育学界为之一震，开启了新时期中国教育学研究的文化路径，鲜明地提出了21世纪教育学文化转向的学术主张。在答辩现场老师们说：“你的这个论文最后的观点可能不会人人同意，但你放心肯定能通过，因为你的根据实实在在，别人想驳倒你也不太容易。”

1997年7月，石中英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这是阔别了10年的讲台，下面坐着的不再是满眼懵懂的小学生，而是一群将来也要站上讲台成为教师的大学生。但那种感觉似曾相识，他努力做一位好老师的热忱没有变，努力培养好学生的初心没变，努力服务中国教育的志向没有变。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适应国家发展变化，中国教育改革加快了步伐。颁布高等教育法、推进素质教育、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统筹城乡教育资源、招生制度改革、教师队伍建设、教育评价制度改革等等，无不涉及千家万户。好的教育不仅需要具体的改革措施，更需要适应中国文化的教育理念和思想理论，还需要更正错误的、过时的教育观念。

新世纪伊始，石中英通过考试获得公派留学机会，远赴英国访学。在世界最负盛名的教育哲学研究重镇伦敦大学教育学院，他几乎把全部的时间都用在研读、思考和学术交流上，进一步开阔了学术视野，深度思考人类教育的历史、现实和未来。2001年，他回国后出版了《知识转型与教育改革》一书。在该书中，他借鉴法国思想家福柯提出的“知识型”概念并加以发展，系统分析了人类历史上三次大的知识转型对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影响，着重讨论了当代的知识转型对当代教育的目的、内容、方法、师生关系以及教育研究等各方面的影响，显著推进了中国教育学界有关知识与教育关系的研究，为2001年开始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提供了重要学术指引。这部著作极大改变了中国教育界的知识观，预见了中国正处在转向后现代知识型这一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强调重视后现代知识的境遇性和多样性，呼吁教育观适应并紧跟知识转型。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成立70年以来第三份教育报告——《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报告提出“可以将知识广泛地理解为通过学习获得的信息、理解、技能、价值观和态度”，这个定义扩大了知识的内涵和外延，反映了知识定义的后现代立场。 该报告还明确提出“必须探索主流知识模式之外的其他各种知识体系。必须承认和妥善安置其他知识体系，而不是将其贬至劣势地位”。这种主张与十多年前石中英在《知识转型与教育改革》一书中对本土知识和知识多样性的研究与倡导完全一致。

从事教育、研究教育多年，石中英觉得中国的教育哲学对学科问题的讨论较多，对教育的现实问题关照不够。他认为，教育哲学是研究教育实践中根本性观念问题的学问，是对教育实践中支配性教育观念的批判性反思。秉持这种教育哲学观念，2008年，他在早期出版的《教育哲学导论》基础上，出版了《教育哲学》一书，尝试把教育哲学由学科本位引向问题本位，并将“教育与人生的关系”视为教育哲学的核心问题，一一阐述人生、知识、理性、自由、民主、公正与教育的关系，建立了一个比较新的教育哲学体系，扩展了中国教育哲学的话语空间，对21世纪中国教育哲学的发展起到了引领性作用。2018年，石中英来到清华大学，结合清华大学教育学科的特点与优势，开始了高等教育哲学的教学与研究，致力于对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根本性观念问题进行哲学分析。《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理论要义与实践要求》就是他的教育哲学思想之旅的最新成果。

价值观教育是石中英近些年重点关注的学术领域。他提出，价值观是人们行为的正当性原则，决定了行为的对错与好坏。价值观教育是完整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前我国各级各类教育的一块短板。由于受到非常复杂现实和网络因素的影响，当前部分青年上的价值观存在比较突出的问题，如价值观缺失、价值观迷茫、价值判断和选择能力较弱等，给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带来了很多的隐患。他对于党的十八大以来倡导的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价值观以及培育全人类共同价值观的提法非常赞成，认为中国的价值观教育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

在育人方面，石中英是一位非常认真负责的老师。他长期从事“教育学原理”和“教育哲学”的教学工作，并相继主编了《公共教育学》《教育哲学》等教材，其中《教育哲学》教材是教育部第三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材。理论的系统性、分析的深刻性和思想的启迪性是他教学的主要特点。在本科生和研究生指导方面，石中英也是一位既温和又严格的老师，尊重和欣赏每一位同学，在学术标准上严格要求。每一位同学的毕业论文，他都要仔仔细细地阅读和修改，从主题把握到写作规范到学术观点，一丝不苟。

如果从1985年登上小学讲台算起，石中英立心教育已36年，留下了很丰富的思想足迹。但在这个不断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教育的意义于石中英，于我们每个人依旧是重要的课题。什么是真正的教育？什么是好的教育？什么是人民满意的好教育？我们应该树立何种教育公平观？要摒弃哪些根深蒂固的错误教育理念？教育改革怎样成为更具理性的教育革新活动？教育在学生价值观塑造中如何发挥作用，发挥何种作用？在中国乃至世界，这些问题不仅是研究者案头充满理性的文字，更关乎所有家庭所有人，与个体命运休戚相关。作为一位知名的教育学家，石中英的思考也还正在路上。（选自人文清华讲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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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  驰

审核|吴  波

编责|吴晓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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